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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 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武汉大学吴传清教授团队围绕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等重大内容,聚焦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驱动发展等议题开展研究,推出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2020)》。全书共选取18篇报告分别从绿色发展、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协调发展等四个维度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现状特征进行详细论述。

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献务实管用之策——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2020)》

作为“武汉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多学科研究》阶段性成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全面探讨了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农业绿色发展、流域生态补偿、创新生态评价、数字经济发展、创新主体协同发展、自贸区高质量发展、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双一流”高校教育对外开放等内容,对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决策参考价值。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稳步上升。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区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从时间维度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呈现出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环境污染治理和完善管理制度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也反映出我国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发展思路取得明显成效。《报告》指出,2012—2018年,长江经济带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增幅分别为127.9%、111.5%和 64.3%。沿线11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均呈现出平稳增长态势,贵州和湖北的增幅相对较大。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地区之间的绿色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中、上游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虽不及下游地区,但是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下游地区,形成了一定的追赶效应。从空间维度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整体上呈下游区域>中游区域>上游区域的格局,绿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可按照评价结果分为3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上海、江苏、浙江,绿色发展指数以及绿色经济、绿色生产和消费、绿色生活和绿色科技4个维度一直居于前三强的位置;第二梯队包括安徽、四川、湖北、江西、重庆五个省市,绿色发展各有亮点;第三梯队包括湖南、云南、贵州,上游云南和贵州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绿色发展指数的增速领先,但由于经济发展基础相对薄弱,绿色发展水平依然相对较低。

长江经济带创新动能迸发,创新主体、创新支持、创新资源、创新环境发展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型企业为中心,建立创新生态评价体系,研究长江经济带11省份创新生态发展现状,培育发展先进产能,优化创新生态发展水平,加快科技创新。《报告》指出,2013—2018年长江经济带创新生态发展水平由2013年的0.95上升至2018年的1.49,增长率为 56.8%。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创新生态发展水平来看,各地区创新生态发展水平都呈上升趋势,且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明显,下游地区的创新生态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中上游创新生态发展水平。从增长速度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排名为:中游>上游 >下游,上中下游增长率分别为 57.1%、71.2%和50.3%,中游地区创新生态发展水平增长较快。2013—2018年长江经济带创新主体发展水平由2013年的0.69稳步上升至2018年的1.03,增长率为49.3%。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创新主体发展水平比较而言,上中下游地区差异显著,特别是下游地区与中上游地区创新主体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下游地区发展水平超过了中上游发展水平之和。从增长速度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排名为:中游>上游 >下游,上中下游增长率分别为 64.5%、78.6%和39.7%,中游地区创新主体发展水平增长速度较快,具有后发优势,较易引进先进技术,下游地区则具有先发优势,持续引领长江经济带创新主体发展水平。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创新支持发展水平比较来看,上中下游地区创新支持水平呈稳定的梯度递增格局,上游地区最弱,中游地区较强,下游地区最强。上游和中游地区差异较小,但差距呈逐步扩大的态势,下游地区创新支持水平远远高于中上游地区。从增长速度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排名为:中游>下游>上游,上游地区无论从创新支持水平或增长速度来看,都低于中下游地区。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创新环境发展水平比较而言,上中下游地区创新环境发展水平呈稳定的递增格局,上中下游地区的发展差异呈逐步扩大的态势。从增长速度来看,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排名为:中游>下游 >上游,增长率分别为45%、41%和27%。

数字经济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长江经济带横跨东西、连南接北,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为一体,具有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非常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报告》指出,2017年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2万亿元,GDP比重的 32.60%。在上游,贵州的大数据产业做得有声有色;在中游,湖北武汉的 “中国光谷”、安徽合肥的 “中国声谷”特色鲜明;在下游,长三角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策源地,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长江集聚发展,数字经济已经逐渐成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转型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在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强有力支撑下,数字经济及其衍生的新商业模式成为对冲疫情不利影响、保企业稳就业的重要力量,加快了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报告》建议,在后疫情时代,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要紧紧抓住数字经济发展的窗口期,通过技术创新、政策创新、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通过高水平数字经济助推高质量发展。

(作者:范斐,系武汉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 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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